学术界历来认为决定项羽、刘邦兴亡的战役是垓下之战，施丁《陈下之战与垓下之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8年第6期）提出垓下之战之前发生的陈下之战才是真正决定汉胜楚败的大决战。此役双方投入二十万以上主力，项羽大败，率残部逃往东南，垓下之战是汉军追击败逃的楚军。对汉军来说，垓下之战是“决胜”而非“决战”。没有双方在陈下的强劲秋风，就不会有楚方在垓下的遍地落叶。
60年代郭沫若大胆提出《兰亭序》从文章、书法上来说都不是出自王羲之之手的观点，引发了持续多年的“兰亭论辩”，此问题至今仍未有突破性进展。王元军的《从六朝士人不屑碑志看“兰亭论辩”的失误》（《光明日报》1998年12月4日史林版）一文从新的角度对老问题作出质疑。他认为六朝尤其是东晋士人视尺牍为展现风流的艺术，而对于技艺性的碑志书法不屑一顾，同时应区分士人为碑志撰文与碑志书丹。由于对于这一点认识不充分，导致把出自平民之手的碑志书法与士人尺牍书法相提并论，从而使兰亭序为伪的论争失去了根基。郭沫若从当时出土的几方墓志以及砖刻文字书法与《兰亭序》有明显的不同就断言《兰亭序》不是当时社会的产物，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侯旭东《十六国北朝时期战乱与佛教发展关系新考》（《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4期）以十六国北朝的史实为例对清代以来一直流行的战乱是导致魏晋南北朝佛教昌盛的看法做了修正。作者通过考察这一时期民众的生活状况，战乱的时、空分布以及佛教造像记显示的民众心愿，指出：由于民众生活在相对封闭的区域内，缺乏发达的传播媒体，不易了解外界情况，战乱的实际社会影响有限，大多数民众奉佛兴福造像并非缘于战乱，造像记显示仅有少量信徒祈盼天下太平。因此，只能说战乱对佛教发展有局部影响，不应估计过高。
赵世瑜《国家正祀与民间信仰的互动——以明清京师的“顶”与东岳庙为个案》（《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考察了国家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的地区，信仰活动中民间社会运作情况以及国家与民众如何相互影响、相互利用。东岳崇拜主要体现了国家信仰，碧霞元君信仰更具民间性，作者通过探讨北京周边崇拜碧霞的各“顶”、东岳庙及二者的关系，尤其是各种祭祀群体间的联系，认为在帝都，民间信仰也被官方化了，敬神的香会多请官宦书写碑铭，反映了京师民间社会面临的官方影响与压力；此外，皇帝亦尊重民间的碧霞信仰，或赐额立碑，或乾官致祭，官员也乐意为香会撰写碑文，显示了官方对民间信仰、民间力量的兴趣与重视。帝都的事例表明民间社会与国家间相互利用，这与边陲地区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情形有所不同。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真正反映战争水平的战事在京津大沽地区，而最具重要意义的作战区域是大沽。1858年、1859年、1860年清军在大沽与英法军进行了具有战略决定性的三次大战，规定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进程。茅海建的长篇论文《大沽口之战考实》（《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6期）从军事学术的角度探讨那三次作战，考证精详。他在结论中指出：当时清军在总体上根本不具备与英法等西方列强抗衡的军事实力；在清军做好一切准备，英法军犯了严重错误的情况下，清军可能取得局部的甚至是重大的胜利；在清方做好一切准备、不怕牺牲地死战，英法也未犯错误的情况下，清方虽不免最终失败，但毕竟能予敌重创。
清末报人蔡尔康协传教士李提摩太、林乐知译书办报，是当时佣书西人最知名的知识分子之一。章晖、马军《游离在儒耶之间的蔡尔康》（《档案与史学》1998年第5期）详细地叙述了这位早年饱读孔孟经书，而后科举失意，不得不长年服务“西儒”的下层文人的生平及其思想演变。作者认为，蔡尔康的宗教取向不是脱儒入耶，而是儒耶调和、引耶助儒。蔡尔康的经历是研究深受旧学影响的下层文人，服务“西儒”后，在基督教与儒学尖锐对立的社会大环境中，如何游离其间，重构信仰定位的一个颇有价值的个案。
1936－1949年，著名史地学家、教育家张其昀在浙江大学创设并主持史地学系。史地合系在当时国内的大学里独树一帜，这与张其昀史地结合的学术思想有关。颜士之、许为民在《张其昀史地结合思想与浙江大学史地系办学特色》（《浙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一文中详细地介绍了张其昀的学术思想特色与浙大史地系办学特色，指出：史地分组合系既是融贯史地的新学风，又体现了专与博，专才教育与通才教育相结合、相统一的教育理想；史地合系对促进我国近代人文地理及历史地理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史地合系的缺陷是随着自然地理学的迅速发展，隶属于文学院的史地系无法满足深入学习数理学科的需要，因而浙大史地系内多年存在着史地分与合的不同意见。
 |
